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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国科学报】徐星:阅读是科普创作的底气

发表日期:2019-03-22来源:放大 缩小

本报记者 胡珉琦  

  徐星 

 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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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阅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内容,只要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,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阅读、花多少时间,都是可选择的,是因人而异的。

  他是和恐龙走得最近的中国科学家,他也热衷给大众讲明星物种的故事……他是古生物学家徐星,小时候起便读书管“饱”。阅读,这是他未来科普创作的底气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最近在阅读哪本书?

  徐星:通常我不会在一个时期只阅读一本书,而是两三本交替着看。最近在看的,一本是《思想史:从火到弗洛伊德》(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),另一本是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最常阅读哪些类型的书籍?

  徐星:阅读最多的当然是与科学有关的书,尤其是物理学、生物学,比如我刚看完的《暗物质与恐龙》、Mathematics and the Real World。

  科学哲学也是常看的类型,比如卡尔纳普和库恩的经典作品。除此之外,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,尤其是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的部分。这两类书有时还会反复阅读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阅读历史、哲学,对于你从事的演化生物学研究有什么影响?

  徐星:在中国,演化生物学这门学科的受关注程度不高,而数学、物理,牛顿、爱因斯坦,这些学科和伟大科学家的社会影响要大得多。但在西方,达尔文作为演化论的开创者,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越了国人更为熟悉的这些科学大家。

  演化生物学的重要价值在于,它对现代的诸多科学分支施加了影响,包括心理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哲学与宗教,甚至有关宇宙起源的理论。演化无处不在,如果我们研究演化,就必然需要扩展这门学科的外沿,了解它在其他各个学科中的渗透。因此,这些阅读积累会帮助我更全面深入地来理解演化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阅读的?

  徐星: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都是小时候建立的。我生长在新疆一个偏远的县城——新源县,虽然生活条件有限,有时甚至饱一顿饥一顿,但印象中书总是管够的。《我们爱科学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……国内早期的科普杂志、图书以及科幻文学作品我都看得到。

  到了初中,那些必读的中外文学经典都已通读过一遍。初中和高中时期,有一套书令我印象深刻,就是曾在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“走向未来”丛书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真正带有“启蒙性”和“思想性”的科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思想史的书籍。也是在那时候,我还迷上了武侠小说。

  在北京大学上学时,读书就更杂了,像《资本论》这样的马哲经典着作丛书,以及经济学、哲学等等,特别是阅读过不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中国的尼采、叔本华、萨特的作品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科普是你科研之余非常重视的工作,你如何评价国内的原创科普着作?有什么科普作品是你会推荐的?

  徐星:客观地说,我只能从我熟悉的科普领域作一些评价。我认为,目前国内的科普创作存在两方面的不足。首先,我们缺乏国外的专业科普作家队伍,他们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,且拥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。以科普创作为职业,在这个领域深耕,而不是兼职、玩票;其次,国内真正有学术影响力的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的比例太低,创作时间和能力都非常有限。因此,我们无法产出像国外大科学写就的科学性、思想性、启蒙性兼具的重量级作品。

  在演化生物学领域,我会推荐两本科普着作。一本是获得了1995年美国普利策奖的《鸟喙》(The Beak of the Finch),这是美国当代着名作家乔纳森·韦纳在深入采访演化生物学家彼得·格兰特夫妇之后,记叙的关于他们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研究地雀的故事。文本结构巧妙,细节丝丝入扣,能让普通读者产生阅读的快感。

  另一本是《大灭绝时代》(The Sixth Extinction: An Unnatural History)。《纽约客》着名记者伊丽莎白·科尔伯特借由物种已消失的动物以及7种濒危生物的故事,来探讨地球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未来的处境。作者从古观今,把历史和科学的线索编织在一起,给读者以极强的启示意义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科学家的工作非常繁忙,你如何保持阅读习惯?

  徐星:惭愧地讲,我也只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,尽力保持一定的阅读量。好在有了电子阅读器,可以随时随地揣在口袋。每天上下班乘坐地铁的时间是固定用来阅读的,其余的如休息、出差,只要没有旁人打扰,我就会拿出来看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未来,你想写一本什么样的科普书?

  徐星:我的确有两个写作计划,已开始起头了。一本与我的专业有关,讲恐龙的演化故事。它将不仅仅传达给读者以知识,我的目标是向《鸟喙》靠近,把古生物研究的过程、思路、思维方式方法,结合具体的事例娓娓道来。

  还有一本书名暂定《科学的演化》。我在阅读吴国盛老师的着作《什么是科学》时,有了一个启发,是否可以从一线科研人员的角度写作一本有关科学发展史的作品。我相信,以科学家的身份来阐述科学的历史,会包含我们更直接更感性的体会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:数字阅读时代,你的阅读方式有什么改变?这些变化是促进了阅读,还是浅化了阅读?

  徐星:于我而言,碎片化阅读是最大的改变,它对阅读的效率是必然产生负面影响的。但我们必须承认,阅读方式的转变是一种客观存在,也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。如果强行把自己带回传统阅读时代,每一本书都在完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整地读完,是不切实际的。这反而会阻碍你拿起一本书的欲望。

  我始终认为,在符合自身现实环境与条件的基础上,尽可能保持一定的阅读量,就是可接受的。

  此外,我想强调的是,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阅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内容,只要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,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阅读、花多少时间,都是可选择的,是因人而异的。

  当下,出版市场的容量很大,充斥了很多滥竽充数的内容。我更关心的是,通过什么样的竞争手段或者管理机制,去最大程度地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出版物,把真正的好书推荐给读者,这很重要。

  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9-03-22 第6版 读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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